古代整饬吏治有感

中国历代重视吏治。康熙帝曾说：“以来民生不遂，由于吏治不清。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。”（《康熙政要》卷9）所以，整饬吏治即是每一个朝代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，又是一个国家富于希望的重要标志。

但在中国整个封建时期，吏治问题始终不断骚扰朝政，究其主因，关键在于王朝利益和官吏自身利益的矛盾。一般来说，一朝的最高统治者关注的是王朝的兴盛和传袭，大小官吏则不尽然。他们可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注重王朝利益和百姓利益的结合。历代颇负名望的清官如宋代的岳飞、明代的海瑞就是其中的典型。这部分人得以成为朝廷的忠臣和百姓的贤官的原因多出于此。由于这部分人从不注意官吏集团自身的利益，他们的地位不稳定的原因亦出于此。第二类注重王朝利益和自身利益的结合。这部分官吏往往既效力朝廷，又维持自身的利益。这部分人涵盖面最广，既有胸藏经伦的智者，又有碌碌无为的庸吏；适应性也最强，在不同的集权面前，他们都会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，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性和惰性对他们具有巨大的包容性，使他们生生不息，成为中国封建制度长期发展的结构支柱。第三类则以自身利益为中心。历代千夫所指的贪官、奸臣都是这个范畴。这部分人不惜牺牲王朝利益、践踏百姓利益以满足私欲。

在每一封建王朝中，官吏本身都是参差不齐的。官吏内部不是以官职的大小、而是以为官的类型来决定其矛盾和斗争的。孰胜孰负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统治者的明智或者昏暗。整饬吏治在昏君、庸君时期必然是句空话，在“明君”时期也往往受到诸种条件的约束。它包括吏治的整体状况、整饬派的凝聚力、政治水平、领导艺术等诸种问题。核心问题是整饬派的凝聚力和自身稳定性。而这一点恰恰不是封建王朝政治制度本身能解决的。皇权的日益集中，必然导致清廉的官吏步履维艰，昏庸者夤缘得势，这就必然一次又一次地破坏整饬派的自身稳定性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往往以失败而告终，原因概出于此。中国历代改革，如果不伴随着整饬吏治并进，必然是寸步难行。北宋王安石变法不能进行，是因为反对派官吏及时结成了敌对阵营。明代张居正改革得以初步推行，则在于他政治手段的老辣，对不推行改革的官吏大量淘汰。后来张居正一死，万历皇帝掌权，整饬吏治一放松，五花八门的窝里斗旋即而起，张居正改革前功尽弃。反之，中国历代改革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在于紧紧抓住“整饬吏治”这四个字。商鞅本人虽以车裂而死，但商鞅变法却因秦国吏治清明而成功。唐初的辉煌和建树也在于唐太宗虚怀纳谏，整饬吏治，营造一种政治清明的氛围，以巩固和加强大唐帝国。